作者｜羅蘭
簡介｜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政治系碩士
興趣｜憲法、近代思想史
前言
尤瓦爾•赫拉利無疑是現在最炙手可熱的新派歷史學家之一。他橫跨文理中外寫成的兩部歷史，《人類簡史》與《未來簡史》，是極少有的把整個人類發展史當作對象寫就的史書，視角恢宏。近日翻閱完畢《人類簡史》，對赫拉利駕馭如此磅礴浩大的話題的能力感到敬佩，也對作者某些觀點存有疑惑。 |
| 赫拉利與《人類簡史》 |
紮實的史書
值得關注的有赫拉利化繁為簡、化難為易的功力，將人類思維意識、社會關係、技術科學的發展用通俗易懂的例子講出。舉重若輕的功夫，並不是所有學者能夠擁有的。比如作者介紹人類“傳播虛構信息”（transmit information about things that do not really exist）的能力時，便引用轎車品牌標致（Peugeot）作為例子，並將《漢摩拉比法典》和《獨立宣言》的本質等同起來，如此大跨度的歷史觀著實有趣。雖然本書稍嫌頭重腳輕。開篇講述智人進化的人類學、考古學研究讓人覺得新鮮，到後來講到農業革命與科學革命的章節，不免有將學界經典理論（例如馬克思的貨幣理論、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的民族主義理論等）雜糅一起的嫌疑。但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通俗讀物，這本書的主要敘述沒有硬傷。雖然簡單，但是紮實，是本可以推薦的讀物。
但是，因為我讀書喜歡探求作者背後是否有引申含義，所以在讀到這本書某些章節的時候，難免心裡“咯噔”一下——作者到底想傳達什麼？我認為在對作者關於一些具體問題的闡釋上，如果想得多一點，解讀深入一些，可能會對作者的觀點存疑。
這篇文章除了對《人類簡史》的簡單介紹，還有我對《人類簡史》的主要困惑：作者對“帝國主義”（imperialism）的態度到底是批判還是曖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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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在作者全景式的寫作中，構想力的聯繫給讀者未曾體驗的思考趣味 |
《人類簡史》說了什麼？
全書共分四章，分別講述了三場革命，即認知革命、農業革命與科學革命，以及一場人類“大一統”（unification）運動，即通過金錢、帝國與宗教為媒介將更多人類的生活聯結起來。作者認為推動智人（homo sapiens）從與動物無異的地位到類似上帝的角色的主要動力有兩個：1相信虛構（或幻象）的能力；2）承認無知的能力。
認知革命使得掙扎在動物界邊緣的智人一躍成為霸主。原因主要在於，智人經歷的認知革命使得人類能夠理解、處理、相信並傳播複雜、虛構的信息，這一能力使得智人可以：1）了解周圍環境，並隨之計劃複雜的行為，包括躲避強獸，狩獵食物；2）建立人數眾多複雜的社會組織；3）同巨大數量的同伴甚至陌生人建立合作關係。
農業革命中，人們馴化動物、播種穀物，一改曾經“狩獵—收集（hunter-gatherer）”的生存模式。在這場革命中，人們生活穩定，得以建立起人數眾多、層級繁複的政治社會共同體，而這一制度的維繫同樣是靠人們相信虛構的能力，即相信“共同體能夠提供更好的生活”這一抽象的承諾。
在農業革命轉向科學革命過程中，人類慢慢由分散到集中，開始了融合的進程。推動人類“大一統”的媒介有可以讓人們實現大範圍自由交換貨物的貨幣，號稱包容力強的帝國，以及宣揚一神教的宗教。
科學革命源於人們承認無知、探索未知的能力與慾望，隨著新大陸的發現、新航線的開闢， 新的技術蓬勃誕生，知識與權力（power）的結合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的最重要力量。而知識這一力量開始不斷突破極限，將自己置於創造生物的上帝的位置。這一結尾也指向了赫拉利下部作品《未來簡史》的核心論點。
赫拉利在敘述人類進化歷程中，提出了一個觀點：“進化即進步”是最大的謊言。人類在每次革命中，因為一些甜頭，而將自己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。比如由狩獵到農耕的革命，人們雖然得到了較乎穩定的生活，人均幸福感卻因為繁重的農業勞作與靠天吃飯的不確定而降低。在科學革命中，人均幸福感同樣也因異化的勞動而下降。研究“幸福感”，是赫拉利試圖拓展的歷史研究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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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進化的靈藥或許是憂鬱症的起點 |
帝國主義（imperialism）是好是壞？
赫拉利在全書中多次提及帝國主義。在人類融合（the unification of humankind）一章中，赫拉利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他對帝國主義的理解。首先，赫拉利否定了兩個觀點，帝國體制不可能成功，帝國體制是邪惡不可取的。赫拉利認為，歷史上“帝國”作為成功的政治體制存在了很長的時間，其邊界的流動性與文化的多樣性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。而儘管帝國的維持以大量殺戮為代價，帝國征伐不僅帶來了暴力，也帶來了文化、技術、藝術。其次，赫拉利承認帝國對其合法性的宣稱具有不實性，即帝國宣告自身統治是為了其域內所有人。然而，帝國內部存在嚴重的“你我”之分，被征服的外族幾乎很難成為帝國原本人民的“自己人”。接著，赫拉利強調不應將“帝國”這一概念完全抹黑，因為這背後所隱含的宣揚“純種”民族國家的要求同樣可怕。最後，赫拉利認為在全球化進程下，一個新的帝國正在形成，而這個帝國的執掌者便是來自不同國家的多種族的精英階層。
我對這一段的敘述稍有疑惑，不知赫拉利對“帝國主義”的態度究竟為何。
赫拉利認為不應該把帝國單純歸結為“好”或“壞”（good guys and bad guys in history），帝國有其暴力不公的一面，也在它征服的地區留下了文化遺產。正如英國在印度留下的民主制度一樣。
“How many Indians today would want to call a vote to divest themselves of democracy, English, the railway network, the legal system, cricket and tea on the grounds that they are imperial legacies?
有多少印度人會答應公開投票，來決定他們是否沿用民主、英文、鐵路、法律體系、板球還有茶品，就因為這些是帝國主義遺留物？” （p.205）這一段敘述，赫拉利若是僅從歷史的角度來說，認為應從正反兩方面來客觀評價歷史，不要“一棍子打死”， 而要承認歷史中的帝國有它們的合理性，那便沒有需要辯駁的地方。然而，赫拉利在結尾態度曖昧地提到了新世界由精英掌握的帝國主義，是否在暗示這一新帝國的合理性？而我的看法是，儘管帝國主義在歷史中有它存在合理的一面，但它在今天不可能被公然接受。原因便在於，帝國內部存在的階級制度（hierarchy）是不可跨越，而在現代，這樣根本的等級差異是難以被承認其合理性的。
誠然，有學者提到，在以爭奪領土、資源為主的殖民主義（colonialism）在20世紀50年代正式成為歷史之後，新的以“權力關係”為主的帝國主義（imperialism）仍然存在。Paul Kramer以美國為例，認為帝國主義以爭奪全球市場的形式繼續存在。但是，“存不存在”與“合不合理”是兩個概念。
也有學者受到探討帝國式的聯邦制是否可行。Frederick Cooper在他Africa in the World一書中，受“帝國”（empire）鬆散、包含多地區的政治結構啟發，認為跟帝國構造相似的“聯邦制”（federalism）或許是造成少數族裔壓迫的民族國家（nation-state）的替代品。他的論據來自二戰結束後，非洲國家試圖同它們的前殖民主法國建立一個“大法蘭西共和國”。Cooper認為，結束殖民的方式不一定是民族國家獨立，聯邦製或許是一條新的出路。然而，歷史發展證明了這個實驗的失敗，法國需要非洲的勞動力和市場，卻拒絕給予非洲人民和法國人民同等的公民權利。所謂“大法蘭西共和國”的構想，無非是變相的殖民帝國。
哈佛法學院教授Samuel Moyn在對前文提到的Cooper的書評中寫道：
雖然赫拉利在“歷史中沒有正義（No justice in history）”一章中強調真正的平等與正義在歷史中是不可能的，甚至《獨立宣言》都是人們主動相信的虛構神話而已。但是在經歷了大變革與啟蒙之後的今天，若作者暗示精英掌握的新帝國的合理性，是否意味著認為不公平與不平等就是合理的、天然的，而平等與正義就是不必再追的夢想？
或許因為赫拉利將人類視為一個整體對象來書寫，他並沒有對人類內部的不平等的“合理性”進行深究，反而對開啟“人類上帝”（Homo Deus）新時代這一新的“元敘述”（meta-narrative）表現出興趣。對於“矽谷精英接管時代”的構想，赫拉利在他《特朗普崛起：自由主義終結了麼？》一文中提及，態度仍然曖昧：“我懷疑矽谷的領軍人物是否仔細考慮過他們的想法所會帶來的社會、政治上的全部後果，但至少他們在用新的思維方式思考。”赫拉利是否暗含著他對這精英管理的“新的思維方式”有認同？
這樣對不平等“冷眼”的態度也出現在之後有關“幸福”的論述中。赫拉利提到，埃及居民在和法老時期比起來生活條件已經大大改善，而他們仍然選擇革命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總統和奧巴馬進行比較。阿拉伯之春的確是居民基於嚮往西方民主自由改革而點燃的，但是並不意味著，這是人們“無謂的比較”的結果，是失業、腐敗、教育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逼得人們不得不走上的道路。
He never argues that a federalist alternative was actually possible without also perpetuating hierarchy. In fact, he demonstrates the reverse.
他（Cooper）從未承認聯邦制構想可以不依賴永恆的等級制。事實上，他認為事實恰恰相反。這一帝國主義聯邦制構想下是永遠不可能被消除的“等級制”。而正因為這等級制，我認為任何改良版本的帝國主義，都不可能被認作具備合理性。
雖然赫拉利在“歷史中沒有正義（No justice in history）”一章中強調真正的平等與正義在歷史中是不可能的，甚至《獨立宣言》都是人們主動相信的虛構神話而已。但是在經歷了大變革與啟蒙之後的今天，若作者暗示精英掌握的新帝國的合理性，是否意味著認為不公平與不平等就是合理的、天然的，而平等與正義就是不必再追的夢想？
或許因為赫拉利將人類視為一個整體對象來書寫，他並沒有對人類內部的不平等的“合理性”進行深究，反而對開啟“人類上帝”（Homo Deus）新時代這一新的“元敘述”（meta-narrative）表現出興趣。對於“矽谷精英接管時代”的構想，赫拉利在他《特朗普崛起：自由主義終結了麼？》一文中提及，態度仍然曖昧：“我懷疑矽谷的領軍人物是否仔細考慮過他們的想法所會帶來的社會、政治上的全部後果，但至少他們在用新的思維方式思考。”赫拉利是否暗含著他對這精英管理的“新的思維方式”有認同？
這樣對不平等“冷眼”的態度也出現在之後有關“幸福”的論述中。赫拉利提到，埃及居民在和法老時期比起來生活條件已經大大改善，而他們仍然選擇革命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總統和奧巴馬進行比較。阿拉伯之春的確是居民基於嚮往西方民主自由改革而點燃的，但是並不意味著，這是人們“無謂的比較”的結果，是失業、腐敗、教育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逼得人們不得不走上的道路。
《紐約時報》對赫拉利作品的評價是“專為意見精英的產業情結打造的（tailor-made for thought-leader industrial complex）”。在用這赫拉利所謂傾向精英的“新的思維方式”思考歷史之前，是否也應該考慮到，在他看待人類歷史的“整體”思維下，人類社會仍舊是“權力體系”構建起來的，是不會因為精英算法治理就獲得民主與平等的？
我覺得《人類簡史》全書最美的一段話這樣寫到——
同樣，當我們打開“人類”這扇大門之後，會看到這扇門之後，作為個體、民族、地區、國家的人類有許多差異。但這些差異需要被尊重，有許多權力導致的不公需要去改變。歷史若是接受“既定發生的事實為事實”，那麼對未來發生的事情是否可以懷抱一種期待，正如所有或許天真的政治哲學家努力探求的“世界應該的樣子”那樣？
The great door swung open, and out came a rush of ancient but lively voices—the bustles of Sumerian bazaars, the proclamations of Assyrian kings, the arguments of Babylonian bureaucrats.
大門敞開，遠古而來的鮮活聲音撲面而來——有蘇美人集市上的嘈雜人聲，有亞述王莊嚴的宣告，巴比倫大臣的朝堂爭辯。（p.299）
同樣，當我們打開“人類”這扇大門之後，會看到這扇門之後，作為個體、民族、地區、國家的人類有許多差異。但這些差異需要被尊重，有許多權力導致的不公需要去改變。歷史若是接受“既定發生的事實為事實”，那麼對未來發生的事情是否可以懷抱一種期待，正如所有或許天真的政治哲學家努力探求的“世界應該的樣子”那樣？
參考文獻
- Frederick Cooper, Africa in the World, Capitalism, Empire, Nation-State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4.
- Samuel Moyn, “Fantasies of Federalism”, Dissent, Vol. 62, No. 1, winter 2015, pp.145-51.
- Paul A. Kramer, “Power and Connection: Imperial His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”,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, Dec. 2011, pp.1348-139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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